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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现有藏品13000余组件,绝大多数来自美术学院自1956年以来历年的收藏以及校友及社会贤达的捐赠。品类包括书画、染织、陶瓷、家具、青铜器及综合艺术品等6大类。其中,陶瓷类藏品2700余组件。
9月11日,又一所高校自建的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开放。
“首展中基本陈列的展品中约五六百件文物是清华自藏的。其他的有从国外借展的,也有从国家博物馆借展的。”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告诉早报记者。
整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计4层,1到3层为临展,4层为常设展览。 共计7个展览板块11个展览。在开幕展览中,有清华“镇校之宝”之誉的“清华简”,因为文保需要仅展出复制品;首展还展出了长达8米的“无量寿尊佛”刻丝佛像,60件达·芬奇手稿真迹、130位著名清华学人亲笔手札。展品时代从青铜器和甲骨殷墟的时代一直到现当代。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前,杜鹏飞向早报记者介绍:“谈到博物馆,大家首先想到就是放古代文物的。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核心词是‘艺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办馆理念有两个,一个是面向历史定位的经典艺术品的收集、展览、研究;一个是面向当下、新生代和未来艺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览面积9000平方米,三分之一面积是基本陈列,三分之二是临展空间,定期会更换临展空间,更换频次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将来我们会办一些带有当代色彩的展览,这种展览时间可能不长,但是会有引领效应。”杜鹏飞说。
60件达·芬奇真迹在展出
首展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博物馆一层的主题展“对话·达·芬奇”。
杜鹏飞介绍,该展能够成功开展经过了长期的谈判。2016年6月,经意大利文化部和梵蒂冈的批准,得以将达·芬奇的60件手稿真迹陆续从意大利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运往中国,这是有史以来达·芬奇手稿在意大利境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展出。
“对话达·芬奇”展位于博物馆一层,挂在外光线明亮的大厅里的都是复制品,大厅还摆着很多模型,这些都是清华大学根据达·芬奇的手稿做的装置模型。
在靠里的一个光线暗淡的小屋子里,摆着几排黑色的展架,达· 芬奇手稿真迹保存在这里。该屋子的一面墙上挂着维斯皮诺临摹的《最后的晚餐》。
常设展览中“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颇见情怀。展览展出130余位著名清华学人的亲笔手札,包括陈寅恪、陈梦家、曹禺、胡适,梁漱溟、吕叔湘、冯友兰、王国维、梁启超、梁思成、梅贻琦、赵元任等清华学人的手札。在今天这些名字似乎都缩略成那个时代的一方剪影,或者是一种学术、一种人格的象征,但是在当时它们却是作为鲜活的朋友、兄弟、丈夫、孩子而存在着。
尺素虽小,虽是只言片语,或者是家长里短的嘱咐、或者是一些议论、或者是为别人写的挽联,方寸之间,可见写作者当时之心迹,亦可窥看当时之年代背景。
以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挽联为例: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挽联写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专用的红格八行笺上,现在所见纸页已陈旧泛黄,红色的行格也已模糊,陈寅恪的字墨浓淡相间、清晰易辨识。
该幅陈寅恪的手迹是美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邓以蛰所存,由邓家的后人捐给清华大学。陈寅恪当时拟了这副对联,请邓以蛰写成大字挽联以便悬挂在王国维的纪念会上。这幅手迹是陈寅恪写给邓以蛰的底本。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邓小军说:“陈寅恪手札中‘灵鉴,后学陈寅恪拜挽’之后的内容出版时都删掉了。寥寥一纸,当时、现在,是两种文化,已然根本不同。”
清华文物收藏与建博物馆始末
杜鹏飞介绍,清华的校内收藏有两大脉络:一个是清华历史上的收藏,清华自1911年建校,迄今有105年的收藏历史;一个是清华美术学院(前身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收藏,该院始建于1956年,迄今已有60年的收藏历史。
“构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是前工美的脉络,工美历史上的前辈们通过收藏、购买、国家调拨、捐赠构成其藏品内容,现在的展厅中,古代书画、陶瓷、家具这几类展示的都是工美的藏品。”杜鹏飞说。
他介绍清华大学的收藏及建馆情况如下:
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李济主持了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带回一批文物,当时在清华就成立了考古学陈列室,主要为教学研究提供支撑。
这一脉络一直延续到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到西南、到昆明,这个阶段这批文物也在跟着走。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的社会学系、历史系仍旧非常重视在就近地区开展研究,在西南做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调查和文物征集,所以也有一批西南地区的文物在当地开展的考古。
到1947年,普利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时,有一个中国艺术史的大会,当时梁思成、冯友兰和陈梦家都在美国访问,他们参加了那次大会。
当时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中传统文化有反思和否定的倾向,但在那次大会上,梁思成、冯友兰和陈梦家看到中国古代精美的器物、艺术品受到西方的如此重视,受到触动。
回国后陈梦家起草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写了一封信,陈梦家执笔,落款处还加上了梁思成和邓以蜇的签名。三人联名上书提出在文学院下针对本科生增设艺术史系,在研究院下面针对研究生设研究史,还提出配套建一个博物馆,来收集、展示、研究古代器物。
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介绍,后来清华决定“筹设文物陈列室以作大学文物馆的基础。第一步为利用校中购书特款,移作购买古物”。中文系率先拨出3000美元特款购置古物,朱自清为此向校方提出申请。陈梦家常带着专款去大户人家购买文物,还积极联系他在欧美的旧识,获得了上百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将心心念念多年的战国青铜重器嗣子壶从纽约古董商卢芹斋那里争取了过来。
社会学系的吴泽霖在云南、贵州等地采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并委托京城振德兴的刘仁政从纽约代购了两幅乾隆御用大织造佛像。经过不到半年的收集,清华的收藏品已经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馆还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大礼堂举办了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观众达4000余人。
1952年清华做文物普查,此时清华存藏品大概不到5000组件,调拨到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是8452组件,所以清华大学截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有13000余组件文物。院系调整之后,文物馆委员会的委员和相关院系的教师都被调出了清华,一些藏品也分拨了出去。“这次开馆展览‘清华藏珍’中的青铜器部分是和国家博物馆一同策划。”杨冬江说,“其实国家博物馆的这一部分就是1956年从清华调拨出去的,这也算是一种‘回家’吧。”
1999年美术学院并入,又带进来13000组件文物,除了这些,还有分散在清华各个图书馆和院系的不到5000组件的文物,所以加起来现在清华有18000余组件的文物。
关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建立,杨冬江介绍,艺博的初步设计始于2002年,对面积、容积率、库区、展厅、办公区做了基本的规划并进行了招标;2008年这个方案得到了深化。到2012年,在张朝阳、施锦珊、莫天全三位校友的推动下,艺博破土动工。次年1月,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出资2亿元,大楼顺利拔地而起。
高校建博物馆不应与社会博物馆有区分
高校建艺术博物馆,最近讨论的比较热的如邱季端要捐的“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还有浙江师范大学的陶瓷艺术馆等。“博物馆”与“艺术馆”,称呼的不同就代表了对馆藏文物的定性不同,杜鹏飞说:“浙师大那个博物馆里面很多赝品,后来没办法所以就叫做陶瓷艺术馆,名字取巧;北师大那个也不能叫博物馆。浙江大学在建博物馆,和它的考古学是在一起的,那个馆和我们启动的时间类似。”
“有没有藏品,这是定义博物馆的一个标准。如果没有藏品,借来东西展览,那只能叫展览馆。博物馆首先是要有收藏,博物馆的起源就是文物包括艺术品的收藏。”杜鹏飞对早报记者说。
关于高校建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是否有差异,杜鹏飞说:“现在高校至少有200多博物馆,但是大家听说过的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在开放程度、管理模式上,文博界是一个系统,教育界高校是一个系统,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高校的系统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教育教学而服务的,主要是院系在代管。文博系统上面是文物局,文物局上面是文化部,与高校的体系不容易对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高校的博物馆没有去做博物馆的备案。”
“但是二者也不应该有区别。清华大学建的这所博物馆,我从一开始就希望是一个独立的、面向社会开放的博物馆,跟社会上的博物馆不要有太大差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完成博物馆的备案,我们在北京市文物局做了博物馆的备案。”杜鹏飞说。
(本文参考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官网介绍,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教授亦对此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