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花开敦煌”70年

常沙娜敦煌临摹作品，《女供养人》(五代61窟)，1946。

常沙娜先生近照。

    天津美术网讯 2017年，86岁高龄的常沙娜再次以虔敬之心，手绘敦煌壁画中唐窟之《文殊变》，并将1945年和2017年前后绘制的两幅《文殊变》等20余件敦煌临摹代表作和花卉写生作品，共同捐献给中国美术馆。3月8日，“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于中国美术馆隆重启幕。开幕式观众已排起长队。这是入春以来中国美术馆人气最高的展览，常沙娜在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共事的老友和她的几代学生纷纷前往共襄盛事。展览持续至3月19日。

　　豆蔻年华结缘莫高窟

　　常沙娜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她出生于法国里昂。1943年，常书鸿带着一家四口和“国立敦煌研究所”的人员在敦煌安家落户，年仅12岁的常沙娜从此与莫高窟绚丽的艺术世界结下不解之缘。

　　此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守望”，图文并茂地展现常沙娜幼年随父亲常书鸿辗转巴黎、北京、昆明、重庆、敦煌的非常岁月。步入中国美术馆一层圆厅，跃入眼帘的是常沙娜1945至1948年间在莫高窟内的三十余件临摹作品：《观无量寿经变》、《女供养人》、《普贤菩萨图》、《文殊菩萨图》、《舞人》、《佛传故事》等等。中国画是线的艺术，这些画作线条宛转遒丽，用色静定典雅，部分作品场面宏大结构繁复，很难相信出自一位十六七岁豆蔻年华的少女之手。

　　父亲常书鸿是常沙娜艺术的启蒙老师。在他的要求下，常沙娜每天晨起就要临唐人经书，朗读法语，然后与工作人员一同去洞窟临摹壁画，晚上和大家一起画速写。常沙娜致力于整理性临摹，几年间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常书鸿给她讲历史课，以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背景和风格。

　　“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等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那时石窟都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常沙娜回忆道。

　　她因此被称为“敦煌少女”、“沙漠之花”。在人生最青葱的岁月，日日陪伴她的是彩塑的佛陀、慈眉的菩萨，头顶上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常沙娜说，敦煌的风土培育了她做人应有的淳厚，而她的艺术天分也在此得到了难能的滋养。

　　在林徽因影响下进入设计领域

　　如果临摹莫高窟壁画乃是传承父业，成为“艺术设计家”则是常沙娜独立于父辈之外的角色。50年代，常沙娜投于林徽因、梁思成门下，跟随林、梁步入艺术设计领域。她深研敦煌壁画中的多种艺术元素，将其运用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重要建筑设计当中。

　　在展览的“凝萃”单元，多幅手稿呈现出常沙娜对敦煌图案一丝不苟的研究整理。敦煌壁画中的各种装饰元素被拆分归类，有人物的服饰、头饰、佩饰，有建筑的华盖、花砖、地毯图案，还有隐藏在繁密壁画间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等。

　　譬如《女供养人》一图中五代贵族妇女头戴的花冠、步摇和凤钗，颈部的多重项饰，身着的曳地朱红色织绣裙、绶带鸟图案画帔，乃至两鬓、额头、脸颊、眼睑等处的花钿点缀等，均可被艺术家细致的眼睛一件件发掘、提炼，最终形成庞大的资料库，并由此衍生出全新的设计灵感。

　　常沙娜的设计有着敦煌艺术的庄重雅致。人民大会堂的外立面和宴会厅天顶花灯设计既由她参与并完成。在1954至1959年间，常沙娜还参与了北京展览馆、民族文化宫、首度剧场等新建筑的设计。1997年赠送给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亦由常沙娜受命主持。

　　与此同时，常沙娜多年耕作于工艺美术教育领域，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桃李满天下。国家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履生说，常沙娜在工艺美术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在70、80年代以来工艺美术事业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花卉题材作品摹写自然之美

　　展览的“传承”部分，展出常沙娜的一批以水粉、水彩或蜡笔创作的花卉写生作品，花椒树、鸢尾花、仙人掌、凤眼莲……各式各样的植物被她精美的画笔勾勒得清新秀雅，体现出艺术家爱慕自然的天真之心。

　　俗称的车轴草或苜蓿草长有三个心形叶片，偶有四片叶的，被人称为“幸运草”。常沙娜说自己时常在漫步时发现“幸运草”，“这种植物变化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我遇到的几率却比这高得多。”她由此确信自己是人生的幸运儿。

　　展览开幕之前，不能亲临现场的陈履生在公号“陈履生美术馆”发文道贺，陈履生写道，常沙娜“虽然示人以纤弱的外表、温柔的语调以及女神的风度，但她内心的坚定和毅力，使她一直恪守工艺美术的理想而坚持自己的观点。”“她是20世纪以来女性艺术家的代表和骄傲。”（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