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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袭明《上清幽居图》
天津美术网讯 虽然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日已过去月余,但相关艺术活动依然火热。如“2017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大型诗书画采风文化节暨颁奖盛典”“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龙涎墨麝耀香江书法展”“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全国书画艺术展”……拨开当下书画展的热闹景象,回顾香港书画的百年沧桑,不难发现,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血脉在让香港和内地紧紧相连的同时,更让它们彼此携手走向了繁荣。
曾是文化精英荟萃之地
自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香港地区的书画艺术创作便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不断融合后变化纷繁复杂的景象。正如中国书法家协会香港分会副主席、《香港书画报》总编辑范淳奇所说:“香港的文化艺术一方面接受中华文化母体的滋育和影响,另一方面也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冲刷与洗礼,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在此不断融合,让香港书画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也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耐人寻味的个性。”
香港书画的真正萌芽在业界看来是从20世纪初叶开始的。辛亥革命后,粤中耆宿及前清遗老等一批人避难至香港,他们先后集结诗社,利用文酒之会,以诗文书画相驰骋,无意中将刚刚萌芽的香港书画推向了快速成长的道路。
如1931年由朱汝珍、温肃、江孔殷、赖际熙等倡导组织的正声吟社等旧文学社团,以及后来的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书画文学社和二战后的香港中国美术会、丙申社等,均凝聚了大批岭南地区的传统书画精英。
“可以说,除了日据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几乎是内地文化精英的荟萃之地。”范淳奇说,“与此同时,聚集在香港的这批老一辈传统文人也以私塾形式设帐接徒,传授传统书法、国画,一些社会上层的贵妇和阔太太也投身到学习书画的队伍中来,热衷于举办展览和绘画比赛,这为文化根基浅薄的香港带来了生机,这种风气也一直蔓延至今。私塾式的书画教育传授是目前香港书画家的生存方式。”
陆俨少与彭袭明
建立多元水墨艺术新格局
正因20世纪上半叶香港书画的主体创作者皆由内地而至,许多书画家的创作风格也基本在移港之前已经形成,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香港书画仍承袭内地之遗风。但自进入20世纪下半叶伊始,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新一代香港人的成长,香港书画便逐渐迎来了自主发展的状态,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此中,殖民地政府在文化上长期采取放任自由的不干预原则,客观上为香港书画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但也造成了重西轻中的现象。
20世纪初,被誉为“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常穿梭于粤港澳三地,与当地的文化艺术界交相往还。之后,岭南画派的高足赵少昂、司徒奇、周一峰、黎明和、杨善深移居香港,设立艺苑培育弟子,形成了香港水墨画岭南派的阵容。同在20世纪上半叶移居香港的还有黄般若、李凤公、邓芬和李研山等传统水墨名家,以及融合中西、个性鲜明的丁衍庸等。
从1937年到1941年间,寄寓香港的中国画研究会和岭南画派的成员,一个旨在维护中国画的笔墨传统,一个则以革新中国画为己任。这两大流派在香港频繁地组织活动——画会、绘画班或书法讲座、展览、文人雅集等,促进了香港书画的长足发展。
然而,真正让香港书画尤其是水墨艺术形成独特艺术风貌的,是由吕寿琨、刘国松倡导的水墨画运动。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美术设施的建设以及认同香港地域身份的艺术家定居、任教,香港风格的艺术开始起步。如王己千1956年参与创办新亚书院艺术系,并于20世纪60年代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王己千邀请著名旅法现代派画家朱德群来香港讲学、办展,聘请1948年移居香港并有着深厚传统水墨根基的吕寿琨等任教,对香港本土艺术人才的培养做出重要贡献。吕寿琨当年的学生中就包括香港现代水墨名家王无邪等。吕寿琨还与其学生弟子共同组织成立了元道画会等学术创作机构,并于60年代首倡水墨画运动。
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书协香港分会副主席戚谷华书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20世纪70年代,台湾画家刘国松受聘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后移居香港,先后开设的“现代水墨画课程”和“现代水墨画文凭课程”,为推动香港本土的现代水墨画发展培养了基础人才,由此诞生了“现代水墨画展”和“现代水墨画协会”。
受吕寿琨、刘国松影响,一些具备欧美艺术教育背景的画家或艺术设计师回到香港,开始从事新一轮的现代水墨画创作,他们直接将欧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或设计思想转用到水墨媒材上,使香港的水墨画逐渐呈现出思想开阔、媒材广泛的多元水墨艺术新格局。
范淳奇认为,从创作风格而言,香港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分海派、岭南画派、传统派、新写意风格等,“回归20年来,在香港从事中国传统书画创作的名家有孙星阁、李研山、任真汉、赵少昂、方召麟、郑家镇、彭袭明、杨善涂、饶宗颐等。他们大多是以教授传统书画为主,影响深远。另如潘振华、万青屴、李虚白、熊海、派瑞芬、司徒乃钟等,水墨画明显在借鉴传统山水画的笔墨皴法与境界;而林湖奎、萧晖荣、管伟邦的花鸟兽虫,其笔意墨韵则体现了对宋画工谨法度的追迹。”
得益于香港的自由贸易,当地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但又不得不一直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深受商业市场发展和规律的影响。范淳奇认为:“香港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会,商品利润的获取主宰一切,这为书画家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也使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迎合消费者的要求,从而造成通俗、流行文化的泛滥。”
除受商业市场影响外,香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也是香港书画艺术通俗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另外,香港的书画家至今大多是以私塾式的授徒为生,致使一名授业者的讲课有8岁至80岁的学生一起听讲的现象极为普遍,教学内容也大多以最受大众欢迎的雅俗共赏的内容为主。
中国书协香港分会主席施子清书王之涣《登鹳雀楼》
与内地交流日益深广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批大师级人物如林风眠移居香港,其他如吴冠中等也经常到香港讲学、办展,以及多种重大水墨展览相继借香港回归的契机启动,香港对现代水墨的整体认识又有了新的高度。
1995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作为政府部门,其提出了扶持本地艺术创作与研究的政策,不仅使香港本土的艺术创作以及美术史研究有了行政和经费的支援,而且更为书画爱好者与书画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兴趣、精力、财力投入其中,为优化香港书画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和文物馆联合举办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文物馆举办了“香港先贤墨迹”展;香港艺术馆举办“回归与展望——当代香港艺术1997”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香港艺术1997——香港艺术馆藏品展”。2009年,香港美术界开始筹办“港水·港墨”现代水墨展,并于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香港大会堂分别举办了第一届“港水·港墨”展览,展示出香港现代水墨的整体实力。
“近20年来,不仅有内地的许多著名画家陆续赴香港举办书画展,而且也有不少香港书画家参与内地的大小书画展,两地的艺术交流日益频繁。”范淳奇说,“香港目前的展览场地除了私营画廊外,政府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展览场地只有香港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中央图书馆,现在申请一个展览的场地要提前一年申请,很多本港团体申请不到展览场地。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大好日子,对于书画界,更是好事连连,展览一个接一个,但对于展览场地来说是明显不够用的;这时许多画廊就发挥了作用,尤其是中资背景的荣宝斋香港分店和集古斋等。”
随着香港与内地文化艺术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入,香港书画界发生了两大变化。《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说:“一方面,香港的民族传统艺术开始重返家园,中国画正逐渐改变被边缘化的地位并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内地现代水墨运动及各种学术研讨开始引起香港艺文界的关注,香港艺术家参与内地水墨展研活动在这20年间有增无减,他们在探索水墨当代性延展的同时,更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回返与重建的态势。”
从自由结社到组建学术团体
就书画团体而言,香港书画界在2012年之前没有像内地一样,存在官方性质和体制管理的画院、美协、书协等书画团体,而是书画家群体自由结社、各自为政。
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目前有大小书画团体组织四五百个。范淳奇说,与西洋画相比,中国书画在香港占主导地位,以传统书画为主的团体差不多有300个。而另据香港书法家协会主席邓兆鸿介绍,香港目前有大小书法协会两三百家,成员大部分是利用业余时间训练和提高技艺的,既有大学教授、医生,也有律师或者学校校长,只有一小部分人为了理想辞职在家专习书法。
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开始在香港吸收会员,香港一部分较有实力的书画家陆续成为上述组织的会员。随之,中国书协香港分会、香港美协以及中国画学会(香港)也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书协的指导下应运成立。
2014年,香港成立“中国画学会(香港)”,并举办以“港水港墨”为主题的学会中国画首展。这是继2011年在北京成立“中国画学会”之后,由香港水墨画家在“当代水墨香港学会”基础上组建的另一个以中国画为主体的学术机构,这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从以“水墨”命名到以“中国画”命名的首个颇具规模的学术团体。
2015年12月,应邀出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让范淳奇感受到书法大家庭的温暖。他告诉记者:“上述分会和学会的成立,无疑也为香港的书画家们找到了他们各自的‘家’,大家各自更加明确了创作方向,而香港与内地书画的互动发展业已成为中国书画当代性探索的一种重要创作机制。”(作者 刘礼福)
范淳奇《花间觅路》(饶宗颐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