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主题展当中，蒋竹韵制作了一个视觉装置，通过一段U形镜的反射，让人们的左右眼单独互相对视。可以说，他用最简洁的视觉技术和人们开了一个小玩笑。这还没完，在《融化之中，站立的轮廓》，他呈现了一种更具实验室风格的技术诗学：在一整天的时间中，每隔15秒，六台相机同时拍摄一把椅子，椅子的一条腿是用冰做的，相机的镜头聚焦在椅子不同的位置。最终所有的照片被剪辑连接成一段反复切换角度与焦点的四屏影像。在这种空间循环中，冰逐渐融化，椅子的这条腿最终消失。

　　张辽源也是一位对技术特别敏感的艺术家，而且喜欢“恶作剧”。譬如，他把一个打印机的喷头抬高1.1厘米，把图像打印在裁切板及海绵板上，把相框做成折叠的形状或者有缺口的样子，或者给相框装上花纹玻璃与磨砂玻璃。这些机智而又不讲理的方式，把人们习惯的摄影解构得千疮百孔。所以，看他的《三棵特别的竹子》，会感到一种混沌的诗意。

　　朱荧荧则善于变废为宝。当摄影日渐普遍，一些底片因为各种技术上、美学上的错误被当做“废片”处理掉了，但朱荧荧用一种再审美化的方式来看待并使用这些底片。她把一组拍坏的地理风光照片，按照山脉的起伏曲线连接起来，构成一种传统山水手卷的形式；或者，挑选出彩色废片中的那些曝光错误但却异彩纷呈的片段，编辑成一段光谱似的影像。看到她的影像作品《川至》，的确会感觉到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和手艺。

　　特别有意思的，还有托马斯·苏文的作品。作为一名法国艺术家，苏文很喜欢委托朋友在中国市集上搜罗各种稀奇玩意。2014年，一位朋友帮他在北京报国寺古玩市场找到了“一本奇怪的相册”。当苏文拿到时，他意识到手中捧着的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主妇居家必备的针线包——纯手工制作，里面针线以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样纵横交错，像一个用折纸和巧思构建的精致迷宫。这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他把在中国多年搜集而来的早期原版照片复制品装进这个古怪迷人的容器之中，取名为《线》。小匣子的开合之间，生活的碎片跃然眼前。

小池健辅& 托马斯·苏文《不多，不少》系列摄影装置

　　苏文与日本艺术家小池健辅合作的系列作品《不多，不少》也是一件神奇之作。2015年，苏文获得了一本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某佚名上海大学摄影系学生制作的影集。善于拼贴画作和老照片的小池健辅，仅凭着一把裁纸刀、一卷胶带，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解构又重构了这些由佚名学生拍摄的银盐照片。他严格遵守一个简单的规则——作品中不增加任何材料，也不移除任何原有的部分。在这样一个混合了自由度和拘束性的背景下，小池和苏文赋予影集以全新的活力。

　　这一重构的手法，在蔡东东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呈现。他把废弃的照片当作现成品来使用，它们被弯曲、折叠、刮擦、穿刺、切割与编织，有时让人忍俊不禁，有时让人感到诗意盎然，譬如《春光》《一棵树》，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镜像粤影：南海邹伯奇首创“摄影”一词，首次自制相机

　　在“镜像粤影”特别展中，策展人曾翰则梳理了自摄影技术发明以来珠三角摄影的流变历程。当中可以看到，在摄影方面，岭南地区也一直领风气之先，走在全国的前列。

　　1839 年，摄影技术在法国正式宣告诞生。5年后的1844 年，一个来自法国的访华贸易使团抵达澳门，使团代表——法国海关督察于勒·埃及尔在逗留澳门和广州期间，用随身携带的一架达盖尔银版相机拍摄下了一批迄今已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的照片。由此，摄影开始登陆中国。

　　有趣的是，在埃及尔拍摄这批照片的同一年，住在广东南海泌冲村的乡绅邹伯奇写下了《摄影之器记》一文，首创了“摄影”一词，并逐渐被确定为标准化和专业化的Photography 的中文翻译专有名词。

　　而除了现存最早的拍摄中国的照片，以及“摄影”一词诞生于珠三角地区，曾翰还特别指出，许多关于中国摄影的“第一”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第一次在中国报道关于摄影的新闻：1839 年10 月19 日（摄影发明被正式公布的两个月后），澳门的英文报纸《广州周报》转载了一篇署名为沃尔什刊登于美国《纽约美国人》的文章，描述了作者参观达盖尔工作室以及观看银版照片的经历。

　　第一个自制相机的中国人：根据邹伯奇于1844 年写就的《摄影之器记》以及其他手稿和遗物推测，他当时已经制作出了用于测绘地图的暗箱摄影器，并自制湿版玻璃底片进行拍摄。

　　第一个在中国开设的照相馆：1845年，美国人乔治· 韦斯特在香港开办了一家达盖尔银版商业照相馆。

　　第一批在西方公开发表的商业性质的中国照片：1858 年夏，瑞士人皮埃尔·罗西耶在香港、广东拍摄了一批立体照片，并于次年公开发表。

　　第一个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在1904 年的一则广告里称，广东高明人黎阿芳于1859 年在香港开办了照相馆。

　　最早的一批中文摄影专著：除了收录于1873 年刻印出版的邹伯奇的《邹征君遗书》和《邹征君存稿》中，关于摄影的文章《摄影之器记》和《格术补》之外，还有1907 年在广东出版的吴仰曾的《照相新编》和周耀光的《实用映相学》，都是中国早期关于摄影的重要著作。

　　一百多年前广东摄影师黎阿芳水准、品位媲美西方

　　自1844 年于勒·埃及尔在澳门和广州拍下第一批中国的照片之后，来自欧美的摄影师络绎不绝地从珠三角登陆，开始他们在中国的摄影活动，其中不乏因其中国摄影作品而蜚声世界载入史册的摄影家。曾翰表示，拍摄中国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艺术性最高的，当属英国人约翰·汤姆逊。

　　1868 年，汤姆逊从新加坡移居香港，并开设照相馆，开始了他长达4 年、穿越四五千英里的中国摄影之旅。1873 年到1874 年间，他在伦敦出版了收有200 张照片四卷本的摄影巨著《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中国的汤姆逊”一书成名。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1870 年汤姆逊沿珠江北上拍摄的一组《北珠江风景》照片中，他的摄影构图明显带有中国山水画式的透视方式：前景安置小比例的人物于岩石、桥梁、河滩，中景是贯穿画面的河溪及岸边的建筑，远景则是连绵而朦胧的山峦。

　　与汤姆逊的摄影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当时的竞争对手广东高明人黎阿芳。19 世纪70 年代，黎阿芳在香港的市场上战胜众多外国摄影师，成为香港最成功的商业摄影师，甚至雇用了好几位西方摄影师。这些同行兼对手的外国摄影师对他都赞不绝口。像汤姆逊在《香港摄影师》一文中就写道：“香港有位摄影师名叫阿芳，品位精致，作品水准能在伦敦立足。”曾在阿芳照相馆工作过的格里菲斯也说过：“阿芳先生已打入欧洲艺术的竞技场，其所摄照片已跻身欧洲最优秀的摄影作品之列，在香港的华人摄影界独领风骚。”

　　也许是早年有在外国摄影师照相馆当学徒的经历，阿芳的拍摄水平和照片制作质量，包括其构图用光的严谨、细腻、稳重，都像是西方摄影师所为，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19 世纪70 年代就能用高超的暗房后期技术制作出一张将招牌林立的商行街景与各种人物肖像拼贴在一起的底片合成照片，几乎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广告创意摄影。因此，阿芳可谓是中国职业摄影师的鼻祖。

　　本次展览中，不仅能够看到汤姆逊和黎阿芳的作品同台争艳，还能看到粤籍摄影名家沙飞、郭锡麒、何藩、蒙敏生等人的作品，的确是大饱眼福。（记者江粤军）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