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 “时隔23年，徐悲鸿的作品再次在中国美术最高殿堂展出……”2018年1月25日，在中国美术馆一层圆行展厅，徐悲鸿之子、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庆平动情地说。徐悲鸿代表性的三张主题性巨幅油画《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首次在这里合璧展出，连同相关图稿、其它创作共118件汇聚在中国美术馆，让我们有机会再度近距离感受这位引西润中，提倡“尽精微、致广大”，可能是中国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家的作品。

观众观看巨幅油画《愚公移山》

观众观看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

展览占据了中国美术馆一层最重要的3个展厅，序厅及圆形展厅（1号厅）为第一部分“民族精神”，从左至右分别为《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和《徯我后》三幅油画巨作，《巴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师东京》等代表性中国画作品也位于此展厅；左侧展厅（8号厅）为第二部分“图稿叙事”则陈列着徐悲鸿创作于1940年的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以及为了创作而绘制的20余幅人物图稿，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创作的肖像及速写以及以喜马拉雅山为题材创作的风景系列；右侧展厅为第三部分“家国忧思”（9号厅），陈列的是徐悲鸿为李济深、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绘制的速写肖像以及以奔马、雄鹰、雄狮、雄鸡等动物为题材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创作。

观众观看巨幅油画《徯我后》

徐悲鸿《徯我后》画稿 1930年

三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以大型主题创作领衔，辅之以大量速写、画稿，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徐悲鸿的艺术造诣。这些作品大多数来自徐悲鸿纪念馆。展出作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世之罕见，连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先生都称部分图稿自己是第一次见到。

徐悲鸿为《愚公移山》中大肚壮汉所作人物图稿 1940年

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英国学者麦克·苏利文曾评价徐悲鸿说：“他可能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一位忘我的教师，但是对一个画家来说，说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绘画自身，他却缺乏刘海粟、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合乎规范的正确性所营造的气氛，缺乏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我想，这个展览足以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保持沉默。

观众观看中国画《愚公移山》

首先是《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三幅主题性绘画，其实像林风眠、吴大羽都曾在同一时代画过类似的巨幅绘画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但大多损毁散佚，今天只能通过当时印刷质量极差的刊物窥知一二，徐悲鸿多幅主题性创作仍能保存至今天，可谓幸事。1940年4月，徐悲鸿在寄给友人的信中说：“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的起一伟大之图。”可见绘制《愚公移山》是徐悲鸿近20年的夙愿，当他在欧洲留学，看到史诗般的西方历史题材绘画时，他就萌生了绘制本民族历史主题绘画的宏愿。1940年，抗战日益激烈，为打通与外界联系，几十万中国民众在中缅边界的峡谷中开凿公路，运送抗战物资。修建公路时，很多工友跌进山谷，但无人退缩。徐悲鸿听闻这一现代版的“愚公移山”之后，更坚定了他创作的决心。因身在印度，《愚公移山》的很多模特都是印度人，曾有人问起徐悲鸿为何采用印度人形象，徐悲鸿回答说：“虽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形象不同于中国人，意义却是一样的。”

徐悲鸿《愚公移山》人物图稿 1940年

徐悲鸿绘制的历史主题绘画，人物众多、布局严谨、气象博大，每一张作品他都画了无数的人物速写。1940年对于徐悲鸿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939年，他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直到1940年12月才离开印度。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中国画、油画《愚公移山》，其中的每一个人物，他都做了精准的推敲。徐悲鸿留学法国期间，对素描下足了功夫，其素描及速写深窥西方造型之精髓，尽精微刻画，致广大气象。

观众观看徐悲鸿中国画作品《会师东京》

《会师东京》中狮的形象

本次展览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徐悲鸿以动物为题材的中国画作品，一方面造型准确，深得西方基于解剖学的科学严谨的造型体系之精髓，同时创造了适合中国笔墨表现的语言方法，繁简相宜，略施光影。当面对原作之时，更是感觉每一笔的笔墨质量都极高，不作无病呻吟之笔，举例如《会师东京》中群狮之尾，其线条沉雄遒劲，宛如钢筋铁骨，绝无造作迟滞，深得金石之味，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底难以完成。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的人物形象

《巴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亦是难得，两幅画均是竖条的形状，这种奇崛的构图方式，在今天已难以看到，反映出中国人独特的观看方式。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表现人物足有近百人之多，其中一些主要人物头部刻画细致，他略施皴擦，便使人物栩栩如生，在今天看来仍有似照片拼贴之错觉。徐悲鸿23岁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中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在这幅作品里亦是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