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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宁宗一先生做口述历史可以说是我的夙愿。宁先生是南开大学的一个传奇人物,虽然我进入南开大学时他已退休,又不是同一学科,没能亲炙教诲,但已闻其大名。宁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戏曲小说研究的名家,又有“宁大侠”的称誉,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武侠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会长,还因他侠肝义胆,对朋友、对学生、对年轻人一贯的真情帮助,从来不计回报,仗义执言,以至倾囊相助。
我第一次正式见宁先生是2008年刚留南开大学工作。我那时开始有一个想法,通过研究南开的办学历程,观察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变迁,从创校先贤以及一个个南开人的命运沉浮,体会人世沧桑与人性的力量,所以特别想多去访问南开的老先生。那年暑假,我借着一个小事,试探着打通了宁先生的电话,提出希望登门拜访。宁先生爽快答应,表示欢迎。当时仅仅透过手机信号,就能感受到这位老先生的一股朝气。
对宁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帅气挺拔、爱开玩笑。年近八旬的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衫,虽然只是“地摊儿货”(宁先生语),却给人不俗的感觉。初次见面,他就坦露胸怀,谈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状况。熟悉宁先生的人,可能都会对他这种澄澈见底、毫不设防有深刻感触。对我这个小字辈,宁先生没有一点长者的居高临下,也没有老者的老成世故,完全是平等而真诚的交谈,临别时还把我送到楼下。这是他的待客惯例,至今仍是如此,我想这不仅是礼貌,更是对朋友的亲切。
随着我与宁先生越来越熟悉,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最钦佩的是,他对老师的尊重,他写过很多回忆老师的文章,李何林先生、华粹深先生、许政扬先生、朱一玄先生、王达津先生……一篇篇文字中充满对老师的怀念、感恩,和对自己的反思。他觉得,教书人的使命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将知识转化为思想。他要接过恩师们点燃的心灵之灯,并且继续传递下去。后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想去宁先生家,每次聊天都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深入接触后,我明显体会到在热情、开朗的“老顽童”表象之下,宁先生真正的底色是家国情怀、忧患意识、悲悯之心。
宁先生1954年就在南开大学登上讲台,他常常称自己只是一个教书人。从一个名教授、大学者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谦称。可是在我看来,教书人是一个带有神圣性的称谓。中国传统以“天地君亲师”并列,将师生关系放在与自然之道、政治秩序、亲缘伦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在新时代,师者依然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担负着文明传承、立德树人的使命,尊师重教是社会起码的文明底线。教师从来不是高收入群体,宁先生像大部分教书人一样,在物质上算不得富裕。他的住处是一所不到75平方米的老旧单元房,环壁皆书,放不进柜中的书,便码在柜边、案上。无论是卧室,还是集用餐、待客、日常活动多功能于一间的起居室,都仅留有能过一个人的走道。狭窄但不杂乱。他常常说,老年人怕摔跤,房间不能太空旷,这样要摔倒时可以随手有东西扶住。他说得认真,但我却感到一种自我解嘲的意味。正如他给自家起的斋号──“二自斋”。二自者,自知之明也,自作多情也。
虽然经历过很多时代大潮和生活波澜,但读书、教书、写书始终是宁先生人生的主旋律。他说自己有一片丹心,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课教好。他常说,学生是自己“所有财富中最宝贵的”“这份‘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显其珍贵”。是的,学生是教书人的最宝贵财富,而一个个精神高洁的教书人则是学校、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财富。
我几次提议宁先生应该做口述历史,可他总是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够格。然而在2018年初的一次交谈中,宁先生竟然主动提出做口述历史的意愿。我立即请缨:如果您信任,那就由我来做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建议,而刘先生更是具体地提议宁先生与我合作。当时刘先生在重病中,他劝告说:“宁兄,你不要拒绝做你的口述史,你坎坷的一生折射出这社会的面影。”史家的眼光唤起了宁先生的历史责任。可惜,刘泽华先生已于3年前去世,没能看到这部宁先生口述史成书。
今天,人们对口述历史这种形式已经习见不鲜,但是伴随着海量内容涌现的是质量的参差不齐。为了把我们这部口述历史做好,我和宁先生颇做了一番准备功课。宁先生是一位“文体意识”很强的文学史家,他专门与口述史专家陈墨先生多次交流,对口述历史的文体特征、操作规范进行了认真思考。而我则从资料梳理入手,初步编订出一个“二自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草拟了采访大纲。我们从2018年初着手准备,4月份开始面对面采访,至2019年6月,共进行了13次专题口述,每次利用下午2到3个小时,都进行了录音录像。采访暂告一段落后,我们便根据原始采访记录和录音整理稿打磨书稿,考证、核实相关史实,添加注释、说明、附录。到出版,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也可以说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了。
在口述采访中,宁先生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将秉持真诚与良知,秉持反思的精神。宁先生谈了90年的人生波澜与心路起伏。从早年乱世变局中的童年与求学,到步入南开70年来时代大潮中的命运沉浮;从矢志不渝的教学生涯,到观点独到的文学史研究;从风风雨雨的婚恋曲折,到深挚笃厚的父子情、师生情、学友情。
虽然有诸多难点,采访整理中我深深体会到,与宁先生的合作是幸福的。由于与宁先生有十余年的交往,彼此熟悉信任,这使得我可以十分放松地与宁先生交流,不断沟通完善,提出疑问、进行商榷。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学习很多原来不懂的、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学术启发和人生启示。在拟定书名的时候,我和宁先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教书人的心史”这个题目。因为教书是宁先生毕生的事业,而探索文学史背后的“心灵史”则是宁先生治学的最大特色。对心灵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宁先生的治学生涯中,也同样体现于他的日常生活和为人交友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人文学者学术思考与人生体验之间的互动关系。
宁先生今年恰是九十岁,本书的标题即《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90后”的宁先生仍然保持着他喝粥散步的生活习惯,仍然每天与朋友们、学生们在线上线下进行交流,仍然活跃在学术界、文化界,仍然关注着文学研究的新动态、中国的新动态、世界的新动态,履行着知识分子的天职,进行着人性的反思、心灵的反思,仍然在微信朋友圈时常发出他的“心史点滴”。这是宁先生的传奇,是南开的传奇,也是时代的传奇。
(陈鑫 作者系《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的采访整理者。)